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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工作的復興

分類:中亞的宣教和變革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在呈現真正的衛生醫療工作比如1930年代初的樣子之前,先講述幾件關於這種活動的一個特別分支也就是牙科保健方面的事情。像普通的醫療保健一樣,這裡需要注意的同樣一個事實是傳教士們做這項工作只經過了最少的培訓。有好幾次甚至不是那些有過醫療培訓的傳教士,而是不得不由其他人上陣牙科醫療的工作。例如約翰‧托奎斯特就獲得了「牙科醫生」的美稱。拉奎特也是知名的好手。李‧科普說,他在葉爾羌的時候拉奎特給他補過一顆痛牙。「補的牙很好」,他寫道。124卡爾‧泊森是在一次偶然中成為了「牙醫」。1930年代斯文‧海丁的探險隊來到了東土耳其斯坦,隊裡還包括一名牙醫。這位牙醫自己得了牙病,需要立刻治療。於是他轉而向喀什葛爾的泊森求助。泊森以前可從來沒看過牙病,就堅定地拒絕做任何與此有關的事情。然而,海丁的牙醫並不放棄,而是組裝起他的設備。然後,泊森在這位病人的指導下給他安好了牙齒。這套設備留給了泊森,以表感謝他的幫助。125

最好的牙科醫生也許就是理查德‧奈斯透姆了。1920年代英國駐喀什葛爾的總領事克萊蒙特‧斯克萊因(Clermont Skrine)先生評價說,那個時候整個喀什葛爾的人都在找奈斯透姆看牙病,他是目前為止西方牙科醫療方面最有能力的。奈斯透姆的駐地在葉爾羌,但時不時地要往喀什葛爾跑。當人們知道他在那裡時,附近十里八鄉有牙病的人就會湧到他那裡叫他看牙。除了別的以外,他還給掉光了牙齒的達官貴人鑲整副的假牙。斯克萊因說,有一次奈斯透姆在喀什葛爾的時候,他幫他收到過一封來自一個有錢人的信,信中那人稱奈斯透姆「閣下」,說他的牙齒除了一顆之外全掉光了。現在他聽說了「閣下」妙手回春的技術,問奈斯透姆他是否可以購買一套假牙。假牙可以通過郵差寄送給他。然而,奈斯透姆必須保證牙齒不是出自於「異教徒的下顎」。奈斯透姆回答那人說在沒有檢查他的嘴巴之前,他不會給他寄任何牙齒。奈斯透姆得到的回復是說他自己的嘴巴跟他傭人的嘴巴一模一樣,他正派了他的傭人來取牙齒。因為很容易為那顆僅剩的牙齒留下空間,所以它被裝在了一起。現在奈斯透姆建議在英吉沙跟那人見個面。當他們後來見面時發現那顆僅剩的牙齒是鬆動的和腐爛的。然而,他卻不肯將它拔掉。留下這顆牙齒那是安拉的旨意,說完那人離開了傳教士。後來這顆牙齒自己給掉出來了,於是那人再次來看奈斯透姆,並拿到了他的假牙。126

如上面已經描述過的,經過那麼多年,有幾位傳教士成為了非常出色的「醫生」,像荷伯格和拉奎特就是典型例子。這兩位已經許多年不在宣教工場了。理查德‧奈斯透姆仍然還在那裡,但所有時間都是駐在葉爾羌。他的能力仍然活在亞洲人心中。例如,1978年的一封來自葉爾羌一個婦女寫給在瑞典的傳教士的信中就說到了這位「偉大的奈斯透姆」。127奈斯透姆在1930年代的大革命期間也做出了重要的工作。Ivar Hook作為一名傳教醫生從1931年以來也表現得同樣積極。革命期間,他駐扎在喀什葛爾,在那裡可以幫助數以萬計的病人。

約翰‧安德森是另一位在這一時期受高度讚賞的傳教醫生。他在戰爭期間給了那些患病和垂死的人非常寶貴的幫助。1929年在現場從事帕姆伯格的工作的加納‧賈林認為他超乎尋常的出色。128

這一時期的醫生傳教士當中,帕姆伯格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從零開始他的「醫療生涯」的。他的兒子卡爾-艾瑞克‧帕姆伯格說,他的父親「完全沒有醫學經驗。在前往宣教工場之前他是個木匠,在家鄉為農民們搭建畜舍。」129這個專業技能在跟阿雷爾一起建造英吉沙宣教站以及後來喀什葛爾建教堂的時候,完全有了他的用武之地。但對於傳教醫生來說,他的這種工作是沒有興趣的。

當1916年荷伯格回國後,英吉沙的醫療保健工作就落到了帕姆伯格的手上。有一段時間他是跟在荷伯格的左右工作,但剩下的他就完全沒有經驗了。病人繼續像荷伯格在的日子那樣過來求醫。比如盲人過來想為他們的白內障做個手術。無助之下,帕姆伯格去到城裡的一個屠夫那裡,買了幾個羊頭,然後拿回來解剖。練習了一段時間後,他不再拒絕病人的請求了。他利用這個機會,為一個白內障病人做了手術-成功了。130另一個例子說明悲慘是如何走近傳教士的。有一天幾名男子抬著一名切腹自殺的人來到了宣教站。這個人還活著,但整個的腸系膜都懸在外邊。帕姆伯格把它洗乾淨,之後塞回去,然後將腹部縫起來。一段時間後,那人走來宣教站,雖然佝僂著背,但健康狀況良好。131

早在1915年,帕姆伯格就引起了斯德哥爾摩董事局對他困難的處境加以關注,「我沒有接受一點點的培訓,而我卻要完全獨自一人地應付醫療工作。」132董事局拒絕了讓他接受醫療培訓的要求。再三請求,再三拒絕。133 1921年他休假期間,去到Serafimer醫院在阿克曼教授的指導下培訓了一短期課程。134此後的許多年來,帕姆伯格就一直是喀什葛爾醫院的領頭羊。除了別的以外,他為136位白內障患者做了手術。另一種常見疾病就是膀胱結石。取出來的結石可以有鴨子蛋那麼大。

在帕姆伯格呆喀什葛爾這些年裡,這座城市是在一個瘋子和暴君的統治下。他是個漢軍總司令,是個東干人。他甚至讓省長和當地官員都膽戰心驚。他的恐怖不是直接針對差會,但差會醫院經常要照顧許多被他致殘和折磨的受害者。按照古蘭經的律法,誰偷了東西就要被砍去一隻手。有些人的腳都給砍了。135

顯然醫療宣教的傳教士們因為他們的冒險干涉而受到批評。在他的記錄裡帕姆伯格駁斥了這種批評。傳教士做事不會沒有責任感,也不會草率地去做事。他們只是不可以送走那些受難的人。136

傳教士們始終都在呼籲需要有個全資格的醫生來到工場。托奎斯特1928年寫道:

「儘管反復呼籲了二十年,沒有全資格醫生聽從差會差遣。這更加不尋常,因為東土耳其斯坦在各方面對一個醫生來說都是最能發揮能力的舞台。沒有醫生肯來可能是由於我們絕對要求要一個能將行醫和傳教相統一的人…如果受過醫療培訓的人交由我們安排,我們就可以以相對低廉的成本在人口密集的城鎮和地區開設新站點。」137

瑞典的MCCS領導層在這個問題上也很掙扎。1920年代初的時候事情似乎變明朗了。當時有了一個希望,就是MCCS主席斯文恩‧本格斯頓(Sven Bengtsson)的女婿在獲得了醫學學位之後願意去到東土耳其斯坦。另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傳教士約翰‧勞爾森的兒子理查德‧勞爾森來到這裡做一名宣教醫生。一位「差會的朋友」甚至已經保證如果他獲得了學位以後會為MCCS工作的話,他願意為他支付學習的費用。138這些零碎的消息在1918年春傳到了傳教士那裡。後來同一年倫達爾又提起了這個問題。他現在可以給出更加細節的消息了,「Stahl已經承諾去東土耳其斯坦…理查德‧勞爾森好像也願意去…」139所以事情看來十分有希望,當得知Stahl計劃好了去東土耳其斯坦的時候,一個差會領導歡呼道,「東土耳其斯坦差會現在有救了!」140但所有這一切都泡湯了。Stahl和勞爾森沒有來到了東土耳其斯坦。Stahl去了中國,在那裡工作了一小段時間。勞爾森根本就沒有成為一名傳教醫生。

除了差會創立之初聘請了波斯醫生Massrur的這些年之外,一直沒有全資格醫生,直到1929年才有一位瑞典醫生來到了工場。他的名字叫克瑞斯坦‧赫爾曼魯德(Kristian Hermanrud),在喀什葛爾開始了他的工作。一些年之後,同樣是全資格醫生的他的妻子格里塔‧赫爾曼魯德抵達工場。在1929年的年報中,行道會董事局高興地寫到差會現在有了第一名醫生了。他的到來受到傳教士們和本地人的歡迎,被看作是許多次禱告的回應。141幾年後上千人聚集在以馬內利教堂見證赫爾曼魯德夫人受委命做傳教士,所產生的啟發真是難以形容。最後差會有了醫生差派到工場,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兩個。那是對他們不可估量的禱告的應允。然而,這兩個傳教醫生在工場的時間並不太長。當1933年革命爆發時,他們就回國了。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丟下了工作。142

這兩個傳教醫生被傳教士們給予了極大的期望。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期望並不是都能滿足。最大的失望就是醫生呆在工場的時間太短了。克瑞斯坦‧赫爾曼魯德不可否認地是在1929年抵達工場的,但他至1933年的事奉中間被一趟回國之旅分開了。他不敢讓他的妻子在沒有他的陪伴下完成來工場之旅,於是他便回國去接她。儘管他的妻子是跟著經驗豐富的傳教士一起出行,為了接她,他還是幾個月時間都丟下他在喀什葛爾的重要事奉。一旦到了工場,只因為他們是夫妻,他們在一起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當差會現在慶幸有兩位醫生時,他們分散在工場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赫爾曼魯德夫婦並不想分開住。所以差會便把他們倆都安排在了喀什葛爾,其他宣教站沒有醫生。143

1932年1月在寫給行道會秘書帕馬爾(Palmaer)的信中,托奎斯特表達了他的失望之情。令他惱火的不僅僅是赫爾曼魯德醫生的回國之行。回到瑞典時,赫爾曼魯德被指望跟專家商議關於建造喀什葛爾醫院的事情。托奎斯特寫道,

「請教過的醫學專家說技術從斯德哥爾摩轉移到喀什葛爾後就會變得不是一般的生疏。這次決議得出的結論不外乎就是一個:考試和學位在天平的一個托盤裡顯得非常的重,而許多年對這個地方、人民、條件的觀察和了解則在另一側的托盤裡接近於零的重量。難道還有別的甚麼可以解釋這個「污點」的嗎?」144

後來托奎斯特指出赫爾曼魯德「兩手空空」地回來了,他在斯德哥爾摩的談判只起到延誤了醫院建設的作用。

克瑞斯坦‧赫爾曼魯德在涉及有傳染病的地方表現得過分小心。據傳教士們說,他避而遠之。145他從來沒有真正地在宣教工場安心。對他來說另一個障礙就是他永遠不學當地語言,而總是不得不在身邊帶個傳教士作翻譯。146另一方面,赫爾曼魯德夫人則發現較容易去適應。147然而工場上的傳教士並沒有指摘他們。他們意識到,對他們來說定居在這個新環境是多麼困難的事情。赫爾曼魯德夫人的流產給他們的困境又是一個重重的個人打擊。這個不幸發生在1932年1月,令這對夫婦相當的悲傷。西格麗德‧勞爾森在一年後的日記中寫道,「格里塔看起來有種令人擔憂的『頹廢』。可憐的人啊!」148當1933年春他們開始啟程回國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完全垮掉了。而回到瑞典之後,他們都做出了非常寶貴和重要的貢獻。

在接下來的一些年裡,傳教士們一直想要醫生。他們甚至建議行道會董事局勸赫爾曼魯德夫婦重返工場,這件事說明他們對這對醫生的評價仍然是正面的。傳教士催促說,如果這樣不行的話,董事局可以找其他想來的醫生。而那時沒有招募另外的醫生。149

1932年,喀什葛爾新醫院建成。這是自差會開創以來的第三所醫院。這所醫院的指揮是赫爾曼魯德,建築師是卡爾‧泊森,施工員是喬治‧羅伯茲。相比老醫院這所新醫院有很好的設施。有大量的空間進行臨床和住院診療的活動。住院部有男人和女人分開的病房,配有治療室、等候室、藥房、化驗室等等。一座明亮實用的外科部房子與一排排醫院大病房緊密相連,大病房通過一條走廊跟配有16個小病房的兩層樓房連為一體。一幢特殊的宿舍計劃建在醫院附近,還要建一所女子護理學校。辦新學校的前提已經具備了,在老醫院的範圍上建就可以了。

這所醫院在規劃的時候,工場上的傳教士和瑞典的MCCS領導層之間有過一場生動的有時又帶苦澀的信件交鋒。1931年休假期間的傳教士在烏普薩拉碰面,決定向東土耳其斯坦大會提交一份關於新醫院選址的請求。他們的觀點是,用來做醫院的建築地址選得不恰當,除了別的原因以外,它的租期只有20年也是個問題。而且地點位於流經宣教站的運河邊,就在宣教站上方。從健康衛生的角度看,這也是不合適的。這封信在大會上拿出來討論過,但沒有采取甚麼行動。根據大會的觀點看來,那裡沒有健康衛生問題。「沒有哪個醫院的運行要毒害公共的水資源」。至於地址租期短的問題,大會指出烏普薩拉會議提議的那個地址更是沒有甚麼值得獲得的依據。150東土耳其斯坦大會上做出的決議轉發給了斯德哥爾摩的董事局差傳委員會。委員會便將這個問題委托給赫爾曼魯德,讓他來決定醫院地址的問題。同時,委員會給東土耳其斯坦的傳教士寫了一封信,表示說他們覺得傳教士在醫院建築問題上「有些草率」。在回信的時候托奎斯特寫了一封長信。他指出,無論哪方面都沒有大意過。對於已經做出的決定不得不取消這個事實,可能有人憤慨。托奎斯特感覺是某個傳教士誤導了差傳委員會。他把矛頭指向了積極參加了烏普薩拉會議的帕姆伯格。托奎斯特說,他將他自己個人的權威和內情的了解凌駕於其他所有人之上。「東土耳其斯坦大會上仍有其他傳教士認為他們對這個地方的了解和對這片工場狀況的熟悉程度跟他不相上下。」151幾個星期後,帕馬爾在寫給托奎斯特的信中宣佈,醫院可以在東土耳其斯坦大會一開始所提議的地址上興建。152

如前面提到過的,東土耳其斯坦的醫療事工受到了瑞典MCCS的批評。他們認為它從差會的其他部門抽走了太多的時間和關注。這種批評聲延續到了1920年代。在其他差傳組織當中也可以注意到一種類似的反應。以辦學校,醫院,孤兒院等等為主的「機構化宣教事工」威脅主導了福音傳道工作。丹麥的穆宣傳教士Christensen稱,機構化的宣教事工這輛「破冰船」差點要成為工作的目的了。153

傳教士當然要為這種局面辯護了。拉奎特1928年寫道,差會走在正確的路子上,這是很顯然的。它顯示出「傳遞給病人的一顆顆藥丸,一滴滴藥水,一抹抹藥膏不單純是地上藥廠生產的藥了-是有了奇妙的功效、能軟化石頭般的人心的吉利德藥膏。」154

行道會秘書帕馬爾在他1923年的著作《I karlekens tjanst》(=愛的事奉)中為醫療宣教辯護。他寫道,醫療保健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愛的義務」。它永遠是宣教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他說,有人把慈善事業和差傳宣教看得涇渭分明。「分界線在哪裡…很難說清楚。差傳意味著基督被傳揚。所有的慈善並不是差傳,但如果慈善指向了基督,那它就變成了差傳。」155 1929年,帕馬爾再次談到關於「我們差傳方式的屬靈價值」問題。當說到醫療事工時,他指出有些人把它當作是傳福音的一種手段。但是,他繼續說,「我們必須,因愛促使我們,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放在人類的痛苦之前,願意給予無條件的無限制的愛。」帕馬爾接著說:

「至於我們的醫療事工,我們的兒童事工和所有其他類似的事工都是受基督的愛啟發的,是榮耀神的一種鞭策,它本身就有屬靈價值,差會不能在沒有大風險的時間就卸下這個擔子…當我們與病人並肩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收穫了屬靈的價值,無論以後將會發生甚麼…每一種差傳方式,只要是受愛的驅動,是受要在萬國中榮耀神的使命的鞭策,是想要給予身體上或屬靈上更加豐盛的生命,那它就有其自己的屬靈價值,沒有它,差傳本身就不能夠成就它高尚和奇妙的使命。」156

124 Le Coq,1926,141頁。

125 Linnea Nyberg致信John Steiner,1977年8月11日。

126 Skrine,1926,126頁ff Ambolt發表於Aventyr jorden runt(=世界冒險),1962,42頁ff也見於瑞典廣播電台,第一頻道,1959年3月19日。Svenska Journalen,1977,20號

127 N. N.致信Naemi Terning,1978年2月18日。

128 Jarring訪談,1976年6月21日。

129 Karl-Erik Palmberg訪談,1978年11月25日。

130 Palmberg發表於《the Vetlandsposten》,1960年2月29日。

131 Karl-Erik Palmberg訪談。

132 Palmberg致信董事局,1915年3月29日。

133 Tornquist致信Norberg,1917年12月12日。

134 Palmberg發表於《the Vetlandaposten》,1960年2月29日。

135 同上,1961年2月2日。

136 同上,1960年2月29日。

137 Tornquist,1928,468頁f

138 Lundahl 致信Tornquist,1918年3月20日。

139同上,1918年4月27日。

140 Roberntz訪談,1973年4月16日。

141 MCCS 1929年年報,13頁。在1929年9月3日斯德哥爾摩以馬內利大教堂的差遣禮拜上,MCCS主席奈任表達了MCCS對赫爾曼魯德醫生啟程前往東土耳其斯坦所寄予的希望。的確醫療工作已經開展得很大規模了,但當它在一個專業人員的領導下的時候,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The Svenska Morgonbladet,1929年9月4日。)

142 Palmaer,1938,176頁。加納‧嘉林對這兩位傳教醫生的離去感到很遺憾。(訪談,1976年6月21日。)

143 Ester Johansson訪談,1973年2月2日。

144 Tornquist 致信Palmaer,1932年1月16日。

145 Roberntz訪談,1973年4月16日。

146 同上,以及Arell訪談,1973年10月27日。

147 同上。

148 Roberntz訪談,1973年4月16日。 Sigrid Larsson的日記,1933年1月29日。

149 1934年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8和1935年§13

150 同上,1931,§22
151 Tornquist致信差傳委員會,1932年1月。

152 Palmaer致信Tornquist,1932年2月15日。

153 Lindeberg,1936,137頁。另見Christensen,1959,206頁f.,203頁。

154 Folke,1928,III-IV,74頁f

155 Palmaer,1923,42頁f.,49頁f

156 SMT,1919,105頁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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