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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同事之間

分類: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和變革法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在行道會開始在中國宣教的幾年間,有十九位新的宣教士到達了這片宣教工場。1924年,約翰‧勞斯特迪(John Norstedt)、埃倫‧索德博格(Ellen Soderberg),嘎納(Gunnar)和迪利亞‧赫爾曼森(Adelia Hermansson),還有一個英國女性雷切爾‧溫蓋特(Rachel Wingate)抵達這裡21。第二年到達的人有:魯思‧艾爾伯特(Ruth Ahlbert,生於Osterberg),斯格夫雷德‧伯森-摩恩(Sigfrid Persson-Moen)和伊斯特‧艾倫森(Ester Aronsson),他們倆後來結為了連理。1928年,馬哈‧伯格威(Maja Bergqvist)和納米‧雷登(Naemi Ryden,跟Terning結了婚)到達了。一年後,匹特斯(Petrus)和英格里德‧堪斯姆(Ingrid Kangstrom)、艾斯特‧喬森(Ester Johansson)、利薩‧嘎斯(Lisa Gahns,跟伯森結了婚)、艾玲‧喬森(Elin Jansson,跟羅伯慈結了婚),和克瑞斯坦‧赫爾曼魯德醫生(Dr. Kristian Hermanrud)到達了工場。1931年,同為醫生的格里塔‧赫爾曼魯德夫人也加入了她丈夫的事業。同一年,伊瓦(Ivar)和伊麗莎白‧胡克(Elisabeth Hook)抵達工場。

這些傳教士有許多一直服事到1938年「痛苦的終結」。約翰‧勞斯特迪1932年死於傷寒22。另一位同工,埃倫‧索德博格從教師宣教協會(Teachers’ Mission Association)23領她的薪水。赫爾曼森一家人直到1930年離開,一直在差會做志願者的雷切爾‧溫蓋特於1928年離開了她的崗位。尤其有一對夫婦,堪斯姆先生和夫人,他們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1929年在他們出去工場的旅途上,堪斯姆夫人遭遇了一場意外事故。因為受傷嚴重,在喀什葛爾根本得不到足夠的治療,所以短暫的停留之後,這對夫婦被迫返回瑞典治療。在他們第二次去工場的路上,堪斯姆先生在亞丁得了嚴重的疾病,他們再次被迫折回瑞典。在他康復之後,分配了國內的一個牧師崗位給他。1936年利薩‧嘎斯嫁給了卡爾‧伯森。僅過了幾個月,她就去世了。赫爾曼魯德一家人於1933年革命期間回到了家鄉。

有時後,特別是早期的時候,工場上的傳教士之間會有一些矛盾摩擦,但這種不和到了1920年代似乎或多或少地結束了。同為托奎斯特主要對手的荷格伯和拉奎特都回到了瑞典,但對托奎斯特來說不幸的是,他們倆都成為了總部差會領導的顧問。只要任何關於東土耳其斯坦的問題產生了,就要咨詢荷伯格和拉奎特。自然地,這讓托奎斯特很惱火,1924年親自寫信給總部的差會主管萊任(Nyren),說「我們拒絕接受荷伯格和拉奎特為權威…24」從1924年到1936年,拉奎特是差會董事會的成員,關於東土耳其斯坦的一些決議,他是最常被請教的一位。他建議起作用的事情很多,比如1928年大衛‧吉斯塔夫森(David Gustafsson)請求延長他的休假,以便讓他可以參加MCCS慶祝50週年的暑期大會。差會秘書倫達爾先生認為延長他的休假理由不充份,但寫信給拉奎特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25。還有一次,工場請示總部關於一位傳教士艾瓦‧胡克(Ivar Hook)想回國接受一些醫務培訓的問題。在決定作出之前必須得問過拉奎特26。還有一件事請示過他,喬治‧羅伯茲寫信給總部,請求批准他的未婚妻加入工場跟他在一起。倫達爾再次寫信請示拉奎特,「本特森(Bengtsson)和我都認為這件事最好是先徵求一下你的意見。27」

托奎斯特有好幾次都明確反對董事會咨詢拉奎特來作關於東土耳其斯坦問題的決議。有一次托奎斯特寫信回國投訴一個同事不來工場,因為是拉奎特建議他呆在國內的28。還有一回,托奎斯特寫信給差會秘書倫達爾先生,表示說在斯德哥爾摩的董事會受到拉奎特的壞影響。倫達爾在給托奎斯特的回信中說,他的批評「不十分正確…我從沒有做過任何不光明的事情。29」

許多的宣教士,如上面看到的那樣,都是好強的固執己見的人。這樣的人也有他的優點。在許多時候,這些好強的硬性子往往對別人會表現出巨大的同情和關照。尤其是托奎斯特,他很樂意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表現他公平正直的一個例子是,1915年的時候,馬謀倍克(Mia Mobeck)必須離開工場,托奎斯特就寫信給斯侯姆(Sjoholm),解釋她的情況。即使她在某些方面曾做得不好,但托奎斯特表示非常理解,並公開承認他早先也有對她不公平的地方30。還有一次,托奎斯特寫信給被迫回到瑞典的奧斯卡‧安德森(Oskar Andersson),請求他的原諒,因為自己苛刻無情的話,托奎斯特信中熱情地保證說歡迎他返回工場31。

瑞卡德‧奈斯透姆(Rikard Nystrom)是似乎有種特別的天分善於鼓勵和稱讚同事的宣教士。在發生了眾多摩擦之後,加納‧赫曼森(Gunnar Hermansson)還是被接受返回工場,奈斯透姆寫信給這對夫婦鼓勵他們。有人提議說赫曼森夫婦應該負責男孤兒院的事情。這個建議讓奈斯透姆很高興,他補充說,「這裡的人對你們評價很高呢」32。另一位同工,弗萊達‧路德爾(Frida Lundell),根據某些宣教士的說法,說她也已經失去了返回工場的權利了。而奈斯透姆為她辯護,當她1934年突然死去的時候,他充滿誠摯和敬意地悼念她33。他還給她在達內莫拉(Dannemora)的家人寫了一封充滿讚賞和安慰的慰問信34。

拉奎特講起了同工之間堅固的相交;友情好的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源泉。有一次,拉奎特先生經歷了深深的憂慮和絕望,因為他的兒子病入膏肓了。一天晚上他坐到小兒子的床邊,境況使他頓生絕望之情,他自己對神的信心似乎也沒有了,這時安慰的話來了。一位女宣教士悄悄地推開門,走到他身邊,輕輕地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小聲地說著安慰的話,她說不管發生甚麼事,耶穌總是跟我們在一起,說完又像來時一樣靜悄悄地走了。拉奎特稱她為「天上來的使者」35。

每一位宣教士都為別人的安康著想。一位女宣教士的見證以一種簡單但強有力的方式表明了這點。她是一個單身的宣教士,跟其他的宣教士關係開放友好。後來「老一點的同工開始害怕醜聞了」。特別是有另一位年紀大點的女同事就刻薄地對她說了傷人的話。她描述她當時的反應就像「被刺刺了一樣」。她還說,「…傷害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為我的老同事禱告,最後痛苦也就過去了。36」

不屈不撓和信實是宣教士們的另兩個重要特點。他們堅定的決心和頑強的毅力給了他們無窮的力量。

宣教士們也設法互相鼓勵忠心和堅忍。他們總會設法記得別人的生日和其他特殊的節日 – 在正常的環境下,這也許是小小的不足掛齒的舉動,但在他們目前的形勢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有個人回憶說,宣教士們會自己畫和編連環漫畫,然後在這群人中傳閱。看到宣教士們如何想方設法地鼓勵他們的挪威同事奧托‧陶維克(Otto Torvik),真是感動人心。他短暫的造訪東土耳其斯坦期間,在北去探尋開展事工機會的路上,他的生日到了。在發現了這個之後,宣教士們計劃了一個生日晚會,還準備了許多禮物:鞋子、中國最好的絲綢做的領帶、糖果和幾箱餅乾。陶維克說在這些送禮者當中「有幾個單身的女宣教士特別突出」37。西格麗德‧拉爾森的日記中說喀什葛爾和韓城的宣教士經常聚到一起聯誼。在葉爾羌,更有甚者在Jengi-Hessar,孤獨的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在這些地方事工還沒有很好地開展,較少的宣教士在那裡。

在這個工場上宣教事奉時間最長的是約翰‧托奎斯特。有段長時間他是工場裡唯一一個專門在漢人當中開展工作的人。實際上在漢人當中工作的宣教士群體從來就不是很大。艾伯特‧安德遜(Albert Andersson)和他的妻子從1903年到1912年在漢人當中事奉,卡爾‧伯森(Carl Persson)是在1920年代,埃倫‧托奎斯特(Ellen Tornquist)從1905年到1923年,西格麗德‧拉爾森是在1920年代晚期的時候,而約翰‧托奎斯特在漢人當中從1904年服事到1937年38。

1924年,約翰‧托奎斯特給差會主管萊任先生寫的一封信中有下面一段話:

「到目前為止在這裡工作的35名宣教士當中,只有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熟練漢語。差會在中國到目前存在的這22年裡,有10年我是唯一一個在漢人當中服務的宣教士。39」

雖然有很多困難和挫折,托奎斯特完全著迷於他的使命。1919年他在瑞典跟一群年輕人演講時說,「如果我的生命從頭再來一遍的話,我的抱負沒有比作為一名宣教士更大的了40」。1935年,就是他去世的前兩年,他在離開工場路途中的日記中寫道:

「如果神天父用人類的聲音突然對我說,『倘若你呆在歐洲,你將在地上再活30年,然而,如果你更喜歡去亞洲,那你只能活10年』,那麼,我會欣然地接受10年,繼續我的這片工場之旅。41」

就在1930年代早期「風暴」再次在宣教士當中爆發,1932年,差會秘書帕爾美(Palmaer)要求托奎斯特返回斯德哥爾摩幫助處理一些問題。當時托奎斯特已經是工場領袖和宣教士當中的內斯特(長老)了。Palmaer寫信說,「我們必須清除最近在宣教士當中產生的所有誤會。你得回家幫助我們。42」

帕爾美所指的「誤會」其中有一個就是宣教士當中的不安寧不和睦,加納‧赫曼森被指責要為此負責。他於1924年到達工場,在很短的時間裡他就跟托奎斯特產生了大的分歧。托奎斯特,作為當時的工場領袖,負責確保新來的宣教士接受語言培訓。赫曼森告訴托奎斯特說他拒絕學習土耳其語,這兩個同事之間的摩擦從此開始了。赫曼森解釋他的立場時說語言的學習無論在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赫曼森還干涉另一位同事學習語言,這一下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每當勞斯特迪設法遵守規矩學習語言的時候,赫曼森就給他打岔。這種情況通報了在斯德哥爾摩的總部,董事會處理了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托奎斯特寫到:「當這樣一個人來到董事會面前的時候,一切都變為了一個『個性』的問題。43」

1930年,赫曼森夫婦回到了國內,他們背後留下的是跟不同宣教士的許多壞關係。1932年,他們的休假結束之後,是他們返回工場的時候了,差會董事決定允許他們回去,雖然差會秘書倫達爾收到過一封來自托奎斯特的警告信,信中這樣說:

「這裡的宣教士們叫我寫信給總部,請求總部不要准許赫曼森先生及其夫人,還有弗萊達‧路德爾小姐下一期返回工場。因為有他們在,葉爾羌的事工被嚴重破壞。十年的時間都不足以修補那裡已生成的損害。當這家人作為客人呆在喀什葛爾,等著會國,他們無法滿足。我聽他講的最後幾句話是我所聽過的最難聽的話…在他離開東土耳其斯坦之前,據說他已經發誓,如果不允許他回到工場,他就讓整個差會走向滅亡…他還是個極為膽小的人。在葉爾羌,他睡覺時枕頭底下藏著槍。44」

雖然收到這封信,董事會只是給了赫曼森先生和夫人嚴厲的警告,還是批准了他們1932年返回工場45。然而,赫曼森夫婦決定在國內再多呆一些時間,至少要等到「托奎斯特回家」為止46。結果這對夫婦再也沒有回到工場。這麼看似乎不能完全責怪他們。卡爾‧伯森就替赫曼森辯護,聲稱赫曼森在工場上公正地打抱不平。然而,這個批評被一些宣教士嚴重看歪了。伯森說,開除他有點不公平47。上面提到過的奈斯透姆在某些問題上也是站在赫曼森先生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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