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於觀者的眼中—幾個世紀以來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是如何被描繪的

薩米爾•拉希姆（Sameer Rahim）（https://www.apollo-magazine.com/author/sameer-rahim/）

2019年12月18日

「先知穆罕默德遇到半火半雪的天神」（The Prophet Muhammad encounters the angel of half-fire and half-snow），摘自薩拉伊（al-Sarai）的《納赫•法拉迪斯》（Nahj al-Faradis）（約1465年）副本的微型圖，（阿富汗）赫拉特（Herat）。承蒙哥本哈根大衛收藏基金（David Collection）提供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羅朋博物館（Tropenmuseum）的某個地方，隱藏著一枚引人注目的青銅浮雕紀念章，上面有一個看起來很高貴的人拿著一本書。他的光環和鬍鬚使他的樣子看起來像耶穌—但一個圍繞著邊緣的伊斯蘭禱文表明，這實際上是先知穆罕默德拿著古蘭經的姿態。在1976年購買這幅畫時，伊朗賣家當時堅稱這確實是穆罕默德。然而，特羅朋博物館的館長對此表示懷疑：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這位館長認為伊斯蘭總體上不贊成具象藝術，並嚴格禁止繪製宗教創始人的肖像。它被儲存入庫。直到40年後的今天，在將其與19世紀的先知繪畫比對之後，特羅朋博物館才承認當時賣家的誠實準確。

帶有先知穆罕默德肖像的浮雕紀念章（無日期），西南亞或中亞。承蒙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博物館世界文化館（Nationaal Museum van Vanreledculturen）提供

最近的爭議並沒有幫助到人們對此類圖像存在的緩慢認識。2006年有針對丹麥報紙《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的抗議活動，2015年有對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發起蓄意謀殺襲擊，這兩家機構都曾印刷出版了關於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漫畫，自此以後各博物館館長均開始對於他們藏品中可能潛伏的危險變得越發焦慮。因為伊斯蘭先知的圖像化是驚人的普遍，尤其是在1300年至1800年之間，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的宮廷內無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都曾製作插圖豐富的書籍。伊爾汗國•維齊爾•拉希德•歐丁（Ilkhanid vizier Rashid ad-Din）在1314年撰寫的世界歷史中，記錄了有些令人著迷的早期例子。但是，當愛丁堡大學在2014年進行對開本的作品集展示時，先知的圖像就神秘地消失了。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的狂熱氛圍下，（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甚至從其線上資料庫中刪除了一張伊朗的關於年輕穆罕默德的海報。一位女發言人聲稱，「我們的安全團隊做出了這個決定」。

直到7月，澳大利亞佩斯（Perth）市的西澳美術館（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主管斯蒂法諾•卡爾勃尼（Stefano Carboni）一直在試圖策劃一次展覽，將同期並行展覽新的一系列有價值的論文集，《形象爭論：伊斯蘭世界和世界各地的人物形象表現》（The Image Debate: Figural Representation in Islam and Across the World）（銀杏廳）（Gingko）。卡爾勃尼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許多澳大利亞、亞洲和美國的機構沒有致力於進行該項目，因為「尤其是穆斯林社群關於展覽的部分內容—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圖像—將會如何反應所引發的感知風險」。

人們仍然普遍如此設想，也就是由於伊斯蘭本質上是反對具象化的，所以任何先知的具象繪畫—即使是由穆斯林創造的—都會引發暴力。因此，這些作品要麼必須通過解釋消除（誤解）—這並不是真的他—要麼必須對公眾隱藏。

值得慶倖的是，這種思想矛盾現在正受到質疑。密西根大學伊斯蘭藝術教授克利斯蒂安•格魯伯（Christiane Gruber）是該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她最近出版的書，《配得讚美的那位：伊斯蘭文字和圖像中的先知穆罕默德》（The Praiseworthy One: The Prophet Muhammad in Islamic Texts and Images）（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是第一本關於這方面的書。（她還編輯了《形象爭論》。）當我六月在倫敦見到她時，她告訴我，博物館館長（策展人）應該大膽一些。她說：「據我所知，在博物館公開展示關於穆罕默德的作品從來沒有引發暴力或負面的反應。」確實，格魯伯（Gruber）相信，策展人對這種關於形象化傳統的做法視而不見，只會加強原教旨主義者囂張氣焰：「我認為那是一種東方文化主義薩拉菲派的回音壁…我認為這對伊斯蘭傳承極為不利。」

問題部分歸因於類別範疇的混亂。《查理週刊》的卡通漫畫惹起憤怒不是因為這些卡通漫畫描繪的是先知（Prophet）—準確地說，是因為它們的故意冒犯。這種嘲弄深深根植於西方文化。在中世紀的歐洲，先知是個被嘲諷的典型人物形象。約翰•托蘭（John Tolan）的新書，《穆罕默德的多重面孔》（Faces of Muhammad）（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再版了15世紀約翰•利德蓋特（John Lydgate）在其長詩《王子的墮落》（The Fall of Princes）的手稿中恐怖可怕的插圖，其中「假穆罕穆德」（false Machomeete）在「大雪中被吞噬」（deuoured among swyn）。在9/11之後的世界中，煽動挑釁的先知形象被再度啟動，不僅是為了攻擊宗教，也是為了嘲弄奚落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少數群體。

我們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格魯伯所說的「後卡通」世界中。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嘗試少背負一些我們現代的文化包袱。「如果我們要回溯到30年前會怎麼樣，回溯到16世紀呢？」她問我。「我們如何使自己投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她沒有在《配得讚美的那位》（The Praiseworthy One）這本書或論文集中重現任何諷刺性圖像。為了更細緻地進行歷史分析，我們需要忘記言論自由和恐怖主義等現代議題，並想像將我們自己置身於那些通過繪畫向先知致敬的穆斯林藝術家和資助人所處的社會氛圍中。

參觀教堂，你會看到基督，但穆罕默德的形象從未出現在清真寺。古蘭經指責基督徒錯誤地神化了耶穌，並有針對性地將先知描述為「只是一個警告者」。偶像崇拜也是一個問題。但是古蘭經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禁止具象繪畫；實際上，在後來的穆斯林藝術家引用的經文中，耶穌（爾撒）先親手用黏土塑造了一隻鳥，而後再將生命氣息呼入其中。後來有關先知的傳記故事發出了混雜的信息。在征服了麥加之後，他從神聖的天房（Kaaba）中移除了異教徒的偶像雕塑—但保留了馬利亞（麥爾彥）和耶穌的雕塑。他責駡妻子阿伊莎掛起裝飾有動物的窗簾；不過，其他版本的故事卻說，他不介意她把窗簾變成坐墊的套子。

對圖像製作正式的不贊成—盡管從未得到普遍執行—直到先知公元632年去世之後兩個世紀才出現。藝術史學家米卡•納蒂夫（Mika Natif）認為，這些在阿巴斯（Abbasid）時代得以固化的裁定，是一種斥責其前任倭馬亞（Umayyads）王朝的方式，他們對肖繪製的喜愛被認為其王朝衰落的徵兆。阿巴斯王朝可能有點道理。位於現今約旦的阿姆拉城堡（Qasr Amra）受希臘文化影響而建造的公共浴池的牆壁上，佈滿了穿著浴袍的國王、裸體女人和演奏樂器的動物—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一隻在彈曼陀鈴的熊。

哈里發（穆斯林領袖）的私人休息寓所中的熊是一回事；先知在公開場合的形象卻萬全是另一回事。然而，伊斯蘭的創始人可能在他死後60年內就出現在倭馬亞王朝的硬幣上。在7世紀90年代，哈里發阿卜杜勒•馬利克（Abdel Malik）鑄造了第納爾（dinars）金幣，描繪了一個留著長鬍子、手持著劍的站立的人物形象。（大英博物館中有一個。）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這是哈里發本人的外貌。但是最近與同時代的拜占庭硬幣—上面顯示留有鬍鬚的耶穌—進行的比較正在改變這一共識。一枚銅幣上類似的站立形象在其側面清楚地寫有「穆罕默德」這個名字。這些很有可能不是生活中的肖像。恰恰相反，它們濃縮概述了一整套的領導模式—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士先知形象—這在伊斯蘭的征服中極為流行。所以即使是先知，也與哈里發別無二致。

這樣的硬幣很快就從時尚潮流中消失了，在接下來的五個世紀左右，都沒有倖存下來的先知圖像。他不同尋常地再度出現在實際上與他無關的作品中。在波斯浪漫傳奇故事《瓦爾卡和古爾沙》（Varqa and Gulshah）的尾聲部分，這對時運不濟的戀人們被先知奇跡般地復活了，這給故事賦予了一層宗教色彩。一份產生於1200至1250年間、來自安納托利亞中部，科尼亞（Konya）的傳說故事中的塞爾柱王朝時期的手稿顯示，穆罕默德盤腿坐在綠色的寶座上，他的四位繼任哈里發在旁照料。憑藉他的土耳其式特徵和長長的黑色髮辮，這絕對是一個塞爾柱風格的國王般高貴的先知模樣。在菲爾多西（Ferdowsi）的鴻篇史詩，《沙納瑪》（Shahnameh，古波斯的列王紀）的14世紀版本的序言中，他甚至以更隆重的方式被登基立王，在這個作品中，他被想像成是這首詩歌所描述的施行統治的古代波斯國王的理想原型。

「穆罕默德駕乘他的駿馬坐騎布剌黑登霄或夜間飛行」（The Miraj or The Night Flight of Muhammad on his Steed Buraq）（約公元1525—1535年），可能來自布哈拉（Bukhara），薩迪（Sadi）於1514年在布斯坦（Bustan）的副本的微型圖。承蒙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提供

關於插畫比喻一個非常流行的主題是升天—或者夜間登宵（Miraj-nameh）—的記敘。起源於幾句簡短的古蘭經經文，其敘事被精心編成生動的歷險記。先知騎著名為布剌黑（Buraq）的飛馬穿越天際，在那裡他帶領其他先知祈禱並與真主交談。這個神奇的傳說故事適應了前伊斯蘭肖像學研究。兩本在15世紀的赫拉特（Herat）製作的帖木兒（Timurid）升天書中，刻畫了兩個形象，一位白色公雞天神在整個天國領域鳴叫宣佈信仰，還有一位半火半雪的佛陀般的天神。穆罕默德在旋轉的金色雲朵中遇到真主。先知在祈禱中拜倒俯伏，不能仰望他的熾烈榮耀。觀看者也不能：伊斯蘭中從未在視覺上描繪過真主。

為了回應這樣的插圖比喻，當代伊朗藝術家沙赫普爾•普楊（Shahpour Pouyan）複製了1436—1437年帖木兒升天書中的頁面，但同時遮蔽了先知和神聖的光輝。這就留下一塊深藍色的矩形—這是對現代穆斯林對先知視覺化形象態度的一種費解困惑的評論。

到了中世紀晚期，無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的作品，表現出先知的臉已經變成過時的做法—在穆拉德三世下令撰寫的一部著名的奧斯曼傳記中，甚至連嬰兒穆罕默德的臉都被遮蓋了。對偶像崇拜的擔憂依然存在。設拉子（Shiraz）製作的16世紀波斯手稿顯示蒙著面紗的穆罕默德和站在他肩膀上的他的女婿阿里，從天房中除去了猴子形態的偶像。然而，這並不是簡單地回歸到反偶像主義。請注意，破壞圖像這件事本身就是通過圖像來慶祝的。先知自己的（原封不動的）面紗上就有用金色墨水刻著「哦穆罕默德」的字樣。但是，如果你仔細看一下這個名字，就會發現一個好像立體派藝術的臉孔浮現出來—兩個字母「mim」若隱若現類似眼睛，「ha」好像是鼻子，「dal」像一張嘴。這是一個需要觀眾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才能發覺的謎題象形圖嗎？雖然阿里的臉已經受損，但這可能是由於來自虔誠的摩擦\親吻或用舌頭舔。

「在天房破除偶像」（The breaking of the idols at the Kaaba），米爾克旺德（Mirhkwand）《潔淨園》（Rawdat al-Safa）（約1585年至1595年），（伊朗）設拉子（Shiraz）。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Islamische Kunst），柏林

格魯伯向我強調，「我們需要為愛的感動和情緒讓路，而不是單純地憎恨或厭惡。」例如，蘇菲派強調他們與先知的親密關係。在1530年代製作的精美的布哈拉微型圖中，三名蘇菲派信徒在他們的心思意念中想像懇求他。一本鄰近的古蘭經著起了火，點燃了《布剌黑上的穆罕默德》（Muhammad on Buraq）這幅畫像。藝術家正在想像，蘇菲派將先知想像為真實的存在，他的溫柔特徵為一個有愛意的神秘主義者提供了完美的典範。

戰士，國王，天際冒險家和蘇菲派信徒—這還只是四個受歡迎的穆罕默德（形象）。如今，你最有可能看到抽象的表現手法，例如他的涼鞋或一朵玫瑰的印記。我們應該注意，這些描述是非形象化的，但同樣有意義。倫敦一家私人藏品的伊斯蘭藝術策展人想保持匿名身份，他告訴我，格魯伯「讓伊斯蘭恢復其豐富的藝術底蘊」的計畫構架，正如對《配得讚美的那位》的宣傳詞中所說的那樣，是有問題的。「每個人都知道穆罕默德對穆斯林是多麼至關重要…而伊斯蘭不需要恢復其文化。」格魯伯承認有反對意見。「這不是關於圖像被移除，然後再交還給穆斯林的問題。」她告訴我說，「這是在不受其他種種議程干擾下，圍繞恢復對形象有合適的論述著問題。」

當然，只要我們能在這些圖像所處的適當背景下來看待這些圖像，這種情況才會發生—而不是在這些圖像經常簇居而生的反穆斯林網站上。幸運的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蘇黎世的里特貝爾格博物館（Rietberg Museum）將於2020年秋季組織一場有關聖像破壞主義（iconoclasm）和聖像學（iconography）的展覽，其中將包括先知的圖像。他告訴我，斯蒂法諾•卡爾勃尼被推遲的展覽，「明年幾乎肯定會在某家北美機構舉行」。弗蘭西斯卡•洛韋（Francesca Galloway）在今年10月的弗里茲繪畫大師作品展（Frieze Masters）上，出售的是1460年代帖木兒插圖的升天的對開本作品；佳士得在同一個月拍賣了同一件作品的兩份作品。一些穆斯林永遠都不想看到他們的先知的照片。那是他們的權利。但是我們不能假裝這樣的圖像從來不存在。學者和策展人必須發揮自己的作用，讓穆斯林和其他人就先知在不同時期被看待的多種不同方式相互交流。因為這位帶來世界性改變的人物形象一直存在觀者的眼中。

這篇文章翻譯自Sameer Rahim的在線文章「Eye of the beholder – how the Prophet Muhammad has been depicted through the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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