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9日

Mario Alexis Portella（https://thegreatarchitect.blog/author/thegreatarchitect2019/）

聖戰分子引用古蘭經。（照片：揚克斯論壇報，Yonkers Tribune）

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說過：「個別的穆斯林可能會表現出優秀的品質，但宗教的影響卻使其追隨者的社會發展陷於癱瘓。」伊斯蘭以及穆斯林對自己信仰的遵行幾乎完全是基於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所有的穆斯林都受到他的制約，因為在古蘭經和伊斯蘭傳統中，他是每個人都要遵循的行為典範。他的言行被所有的穆斯林認為是伊斯蘭的標誌，因為他對古蘭經中真主的旨意是忠誠的：「誰服從使者（穆罕默德），誰確已服從真主」（古蘭經4：80）。安拉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中建立了（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2ahUKEwjny9rpy4nkAhWCzKQKHVtrCF0QFjAAegQIARAI&url=https%3A%2F%2Fwww.memri.org%2Freports%2Fprophet-muhammad-jihad-model&usg=AOvVaw2gNHFeFcnJHsexn58928w2）普遍的、永恆的和包羅萬有的特點，他給每個人效法他並以他的生命為榜樣的機會。

根據伊斯蘭與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slam and Democracy）的穆克德達爾·汗（Muqtedar Khan）的說法，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宗教領袖像穆罕默德（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2ahUKEwiXwK-RzInkAhWvM-wKHTgyCYwQFjAAegQIBRAI&url=http%3A%2F%2Fwww.ijtihad.org%2Fwomen2.htm&usg=AOvVaw0Nf1bXAnYv6zfRuURjYvD_）那樣對他的追隨者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以至於穆罕默德的言行和沉默（他所看到的也未禁止的）成為伊斯蘭教法的獨立來源。作為宗教儀式的一部分，穆斯林不僅要遵守，而且要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模仿和效法他們的先知。因此，穆罕默德既是神聖法則的傳話者，也是其源頭。」

羅伯特·斯賓塞（Robert Spencer）說：「如果聖戰者援引他的例子來證明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那麼伊斯蘭改革者將需要對穆罕默德在伊斯蘭中所佔據的位置重新進行一個敬重的而又深刻的評估。」問題是，古蘭經幾乎沒有提到穆罕默德的生活本身。恰恰相反：它並未從外部向我們展示先知，而是讓我們在安拉對他說話、告訴他宣講什麼、如何應對別人的取笑、對他的支持者說什麼等等時，進入他的思想裡面。換句話說，透過穆罕默德的眼睛，我們可以觀察到原本的穆斯林社會；而古蘭經難以捉摸的風格使得人們很難正確看待事實。還有，關於聖訓-即穆罕默德的言論和行為，即使試圖解決它們的許多矛盾也是多餘的。

人們可以辯稱，基要派和其他伊斯蘭主義者可能錯誤地為他們的立場辯護。即便如此，關於誰代表伊斯蘭發言以及如何運用伊斯蘭教法，特別是考慮到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分歧，是有混亂的。然而，物質的和文化的聖戰者所引用他們的法律信條來證明他們進行聖戰的合理性的方式，使人肯定他們無差別的行為是受到伊斯蘭的經文所准許的：

當時，你們求援於你們的主，他就答應了你們：「我要陸續降下一千天神去援助你們。」…當時，你的主啟示眾天神：「我是與你們同在的，故你們當使信道者堅定。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的心中。」故你們當斬他們的首級，斷他們的指頭。這是因為他們違抗真主及其使者。誰違抗真主及其使者，真主就嚴懲誰。—古蘭經8：9；12–13

根據聖訓的記載，模仿先知可以是無傷大雅的，比如蓄著大鬍子，或者用右腳進入清真寺。困境是伊斯蘭的擁護者，不能主觀地選擇，一旦他們宣稱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如在清真言（shahada，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8&cad=rja&uact=8&ved=2ahUKEwj34uSYzYnkAhUS3KQKHSJYCpgQFjAHegQIBRAH&url=https%3A%2F%2Fwww.dictionary.com%2Fbrowse%2Fshahada&usg=AOvVaw3DJIlKMeSV4aGNoPazTgCo）所包含的信用告白，他們就是肯定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因為那是在促成真主的目標。雖然先知的一些行為在西方被認為是犯罪的，但在伊斯蘭傳記作品中卻被描述為虔誠的。

一個阿拉伯征服者-在此例子是穆罕默德-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有襲擊、私人暗殺和公開處決、不斷擴大後宮等等的故事，在歷史上可能是可以解釋的，因此可能是可以原諒的，但將這些事視為一個永恆的道德理想則是另一個問題。

穆斯林辯護者就西方這些指控-即伊斯蘭主義者所進行的恐怖活動應歸咎於伊斯蘭，將伊斯蘭標籤為邪惡的宗教、將穆罕默德定性為暴力和性濫交的先知-有防衛心理。然而，他們無法用其他方法解釋，部分原因是對穆罕默德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不足以外抹去他作為暴力、貶低女性、甚至戀童癖的推動者的罪行：「阿伊莎記錄說，真主的使者在她七歲的時候娶了她，當她九歲的時候被帶到他家作為新娘，她的娃娃還和她在一起；當他[聖先知]去世時，她才十八歲。」-穆斯林聖訓，第8卷，3311。

前聯合國負責法律事務的副秘書長兼法律顧問漢斯·科雷爾（Hans Corell）指出，這一雙重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對多數人行使和施加權力的少數人，往往不去看他們自己在人權方面的記錄。他說：「一些伊斯蘭國家有批評其他國家不尊重國際人權規則的傾向（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7&cad=rja&uact=8&ved=2ahUKEwjZl8rMz4nkAhUkPewKHeyWBFsQFjAQegQIChAH&url=https%3A%2F%2Fwww.answering-islam.org%2FAuthors%2FWood%2Fpedophile.htm&usg=AOvVaw1vkVPa4mwOcw5RW8g58e12）。不幸的是，這種批評往往是太有理由了，但是一個國家想要能夠合情合理地批評其他國家，該國家必須注意其本身對人權的尊重。」

這種從道德絕對主義向道德相對主義的適時轉變既變幻無常又令人不安。倘若譴責我們所認為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不道德的做法是錯誤的，那麼穆斯林評判基督教義的或我們文化的民主原則就是不合時宜的。但是，如果伊斯蘭的辯護者可以接受對不道德的行為的譴責，那麼他們需要對先知的殺戮、襲擊、和性行為的批評有更好的回應，尤其是因為他是穆斯林的理想行為模式，被認為在道德上是絕對正確的。

若認為，娶一個六、七歲的女孩、並與她在九歲時完婚-就像當時50多歲的穆罕默德娶阿伊莎-在7世紀的阿拉伯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在當今社會這樣做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麼同時促進人權，就顯得表裡不一。這正是為什麼這種戀童癖在今天的某些穆斯林國家繼續存在的原因。然而，大多數西方領導人和基督徒官員出於對伊斯蘭文化的尊重並不批評這些行為，認為這可以與我們的文化共存。然而，文化被以為是創造和諧，促進人的發展，而不是壓制人的。除非對伊斯蘭的經文進行重新審視，將其置於訓祜學和歷史的背景中，否則就不可能有溫和的伊斯蘭，伊斯蘭也不可能與西方文化共存。然而，如果對經文進行了改革，如果穆罕默德這個人因此被重新塑造，那麼它就可以成為我們文明的一部分，但這就不會再是伊斯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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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除非另有說明，引文可以在我的書《伊斯蘭：和平的宗教？對自然權利的侵犯和西方的掩飾》（Islam: Religion of Peace? The Violation of Natural Rights and Western Cover-Up）（https://thegreatarchitect.blog/publications/）中找到。

這篇文章翻譯自Mario Alexis Portella的在線文章「The Prophet Muhammad and the Challenge in Promoting a Moderate Islam」

https://thegreatarchitect.blog/2019/08/23/the-prophet-muhammad-and-the-challenge-in-promoting-a-moderate-islam/